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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梯间传来噔噔的脚步声和节奏欢快的口哨小曲儿声，我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凝神静听，稍顷，声音移到了客厅中央，一转又去了洗手间，接着水龙头被拧开了，唰唰的流水声紧随其后，是二哥无疑。我踢开被子，跳下床，咔哒一声扭了一下黄铜门把手，打开房门，一阵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我循着香来到沙发旁，只见茶几上放着两个塑料快餐碗，一根油条。

    我从沙发上扯下一个靠枕扔在地上，屁股还没完全触到枕头，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碗盖。我的鼻子没骗我，碗里是陶镇特产之一：油渣米粉。

    每次看到油渣米粉，我总会想起自己差点被大哥揍的画面。并没实际发生，只是差点，差了从大哥高举在半空中的手到我屁股上的距离。

    那年，镇郊新建陶镇酒厂，二哥趁着暑假去建筑工地求了份小工，搬砖、运沙、拌料兼清扫，一天给一块五。二哥人小力气大，不挑活，不偷懒，比许多耍小聪明，能少干就少干的大人不知强了多少，工地的大师傅看在眼里，打心里喜欢二哥。某日下工前，大师傅把二哥叫到一旁，说酒厂要订购一千套酒杯，酒厂厂长希望酒杯品质能代表酒厂的质量标准，花样款式也要体现酒厂特色，镇上几家大的窑洞都参加了竞标，他知道我们家也是烧陶瓷的，所以特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二哥，只是截标的时间是十天后，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二哥兴奋地连答了三遍“来得及”，连说了三遍“谢谢大师傅！”

    来不及也要来得及。

    陶镇人都知道我父亲刘大碗，但父亲已经走了。若“大碗瓷器”的铺子还在，兴许还会跟母亲没走时那样，有老主顾上门，可如今那铺子也已经被换上了二碗瓷器的招牌。大哥承袭了父亲一身的好手艺，却只能赶在集市时，去街边摆个地摊儿，运气好的时候能卖上几副碗，赚点儿钱；倒霉的时候，一分钱没赚到，还遇上流氓地痞捣乱，不给钱就砸东西。此次若是能中标，哪怕不赚钱，至少让大家知道大哥是得了父亲刘大碗真传的，指不定以后就有人上窑洞订货了。

    十天，即便是长期做开的东西，时间也是挤挤巴巴的，更何况还要想新样式。自打听到这个消息，大哥就窑门不出，茅门不迈，一门心思扑在酒杯上。二哥白天要上工地干活，为了不让一家人饿肚子，他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做好一天的饭，天黑回到家，还得照料我跟三哥洗睡。那几天里，大哥为了酒杯绞尽脑汁，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而二哥是家里工地两头忙得像陀螺，一样是饭没空吃，觉没空睡。只是，好不容易烧出一套，大哥还不满意，二哥很清楚，大哥的脾气跟父亲一模一样：不满意，不出窑。他除了等也只能等，而且那么难得的机会，确实要更谨慎些才是。烧了砸，砸了烧；烧了再砸再烧，第四炉，终于有了。然而，出窑时距离截标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

    那天，雨下的又急又猛，泼水似的，但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二哥也要把杯子送到酒厂去。他抱着八个余热尚存的酒杯，身披一张透明尼龙纸，头戴青竹斗笠帽，深一脚，浅一脚，火急火燎的往酒厂临时办公室跑。他一路都小心翼翼，虽然跑得快，每一步他也都看得紧，生怕摔了。他把酒杯好好地护在尼龙纸下，哪怕淋湿了半边破烂的白背心，也没让酒杯沾一滴雨。酒厂临时办公室的门刷了草绿色的油漆，近了，那新漆的呛鼻味还在。二哥原以为希望就在眼前，谁想到临门一脚，门内突然伸出一只铁棍直指他的胸口，接着，一朵黑色的大蘑菇倏地在他眼前张开，出其不意，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脚下没稳住，整个人结结实实地向后跌了个大屁股，酒杯哐啷哐啷落在水泥地面上，声音清脆利落，隐约能听见回音。二哥坐在雨地里，盯着那一地的碎片，好半天没回过神来。

    “我说你这孩子，咋走路不看人呢！”那人撑开一把黑布伞，先发制人。

    二哥缓缓地抬起头，导致他摔破酒杯的那朵大蘑菇无疑是那把黑雨伞，而持伞的人他认识，那是赵建成的爹。就是那个曾经被他揍得差点成了“赵大瘸子”，而后来拿了林木匠的香皂盒子塞进他和大哥的衣裳里，构陷他们是贼，最终让母亲丧了命的那个赵建成。

    “呦！二虎是你呀！”赵建成他爹睃了一眼满地的碎瓷片儿，眉梢一挑，眼神里尽是嘲讽和蔑视，他秀出两颗镶银假门牙冷笑道，“怎么你也来凑热闹？你还当这是小孩子过家家，玩儿呀？”

    要是平日里，赵建成他爹的这几句话早把二哥给激怒了，他铁定会狠狠地回一句：“关你啥事儿？许你来不许别人来？”可那会儿他耳朵里根本听不进一个字儿，他满腔的希望随着那破碎的酒杯撒了一地。

    赵建成他爹讶异，当下的二虎怎么那么安静，不过也许想着我父亲刘大碗都不在了，且不论我们几个毛孩子能折腾出点啥玩意儿来，那满地的碎瓷片儿就是铁一样的事实——我们已经失去了竞标的资格。就算我们拿到，以父亲走后，大哥跟二哥重建的那个不足三十米的小窑，短时间内根本做不出那么多杯子。赵建成他爹对那一千套酒杯势在必得，除了他拥有全陶镇最大最长的窑，每班能进十六窑车，一窑能烧好几百量外，他的大儿子可是既定的酒厂会计，有什么内幕，他们赵家肯定是第一个知道。虽然他一向对二哥不感冒，可胜利者对失败者，甚至连参赛资格都没有的一方总是格外宽容怜悯，他好心地拿伞替二哥挡了挡雨，语重心长地说：“听我一句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快回去吧！”

    二哥的身板一向壮得像头小老虎，可那一次淋了点雨，素来生龙活虎的他突然发高烧，连续三天三十九度八不下，嘴唇烧得像老松树皮一样扎手。大哥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都还是没能让二哥吃下一粒米，喝下一滴水。家中两个主要劳动力，一个成了病患，一个要照顾病患，墙角那个看起来跟茅屋里的陈设格格不入，绘着花开富贵绛红大牡丹，写着青花“常满”二字的斗彩米缸已经快见底了。事实上，自打母亲过世后，那个米缸就从没满过。二哥的药费已经用去了我们一家半个月的支出，大哥要是再不想想办法，一家人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大哥弯腰走出茅屋。茅屋门口摆着那张老旧的折叠圆木饭桌，桌子一米半宽，屋里根本没有它的位置，所以只能让它呆在外边，风吹日晒下，朱红油漆已经斑驳剥落得面目全非了，我还拿揭油漆当游戏，把桌面那条隐约可见的大金鱼给撕得干干净净，要是娘知道她心爱的圆桌被摧残成那个样子，不知该多心疼。

    大哥看了一眼趴在饭桌上做暑假作业的三哥，唤了声：“老三！”

    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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