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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后修复！”祝瑾年都给气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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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祝瑾年推测的一样，郑文秀卧室衣柜的第一层抽屉放着她的存折、护照之类，第二层抽屉锁着的好几本日记。最开始的一两本内每篇日记篇幅都很短，记载着一些生活琐事和个人感悟，到后面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曹义黎失踪后的几年，她几乎每天都写上满满一页，里头既有过往回忆，又有自己对现状满腹的牢骚。

    原来，郑文秀早就知道曹义黎被曾大强勒索一事，他跟她说，曾大强偶然发现了他与学生之间的论文署名交易，借此时不时向他索要封口费，开口都是一两千块。郑文秀对此深信不疑，多次想报警，都被丈夫拦下。后来，她因为怀疑丈夫外头有女人，就总找机会偷听曹义黎的电话，于是偷听到了他俩的两次通话。

    第一次通话，曹义黎的语气很不耐烦，抱怨什么买贵了，但是还是无奈地说要给钱买，但叫曾大强要把用光的什么包装拿来。

    第二次通话时曹义黎显得非常气愤，斥责曾大强迷失了心智，质问他到底站在哪一边，还骂他是“ta”的傀儡和走狗，说要同归于尽。

    郑文秀还写道，曹义黎有次喝多了向她抱怨曾大强的事，说要不是想保护自己的名誉，他绝对不会再跟这种人来往。郑文秀也因此非常担心曹义黎的安全。但曹义黎当时向她保证，安全不是问题，就是钱的事儿。

    这些事，在警察调查曾大强死因时，郑文秀都没有透露，当时她心中仍有幻想，坚信曹义黎不会杀人，尽力维护着他的名誉，不肯说出他为什么被勒索。她固执地认为，只要警察没能从曹义黎这儿找到决定性的证据，就会转而调查别人。

    这些日记，聂羽峥光是看完，就花了整整一周。他断定，在囚禁禾诗蕊的过程中，曾大强并非一直扮演控制者的角色，他对待禾诗蕊绝非“放松警惕”和“良心发现”这么简单。一个心理学名词出现在聂羽峥脑海中，这种心理状态极为罕见，全世界能找到的资料寥寥无几，曾大强真的产生了那种心理异状吗？

    一组刑警对曾大强死前七年内的调查也有了结果。跟他一起做过工的人说，他性格古怪，脾气很差，曾因□□被抓过两三次，后来“改邪归正”。他做工不上心，赚得不多，但生活却还总是过得去，大家曾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有别的外块，他说自己的闲钱都是打牌赢来的。有一段时间他忽然到处问，有没有人要□□，说自己一个亲戚家里实在过不下去，准备把新生儿送人。大家都猜测是他的私生子，可他一直独居，也从来没固定的女友，这种猜测压根儿站不住脚，后来他不问了，大家也就淡忘了，这事儿一直没有后续，只听说他因为性格关系，跟亲戚们都不怎么来往，也不知哪个亲戚会托他问这种事。有人反映，曾大强被人打过，别人问起来他只说打牌赖账被揍了。从此后，他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很好，很消沉，做工更加懈怠。

    “□□……”贾亚烈冷哼一声，“查曾大强案时，稍微近点儿的、在本地的亲戚我们都走访过，没有人困难到孩子都养不起。”

    沈子平表情凝重，“难道说禾诗蕊曾经怀过一个孩子？对呀……被囚禁这么多年，这种事并非不可能。但曾大强家里没有任何小孩子用的东西，这个孩子要不就是没生下来，要不，生了，但是丢弃了或者……”

    聂羽峥又回想起母亲生育时的险境，对旁人而言，巨大的精神刺激都终生难忘，更何况当事人。他定了定神，说：“把日记中的时间点和曾大强工友提供的情况时间点比对——曾大强四处询问是否有人□□之后的几个月，他开始买贵重的化妆品给禾诗蕊，之后，疑似被人殴打，接着，曹义黎骂他是个傀儡和叛徒，他整个人变得很消沉，一年之后死亡。我觉得，促成他这种转变的不是曹义黎的钱，而是禾诗蕊的自我觉醒，并对他实施心理操控，让他从曹义黎的战友变成了敌人。被囚禁，因而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很合理。但在仍旧遭受罪犯控制的情况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乎不可能自愈。如果禾诗蕊有过一个孩子，那么这个不知所踪的小孩很可能就是她的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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