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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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