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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台之下齐声答：“遵命！”

    郑智已然走下将台，往大帐而回，将台之下军将，已然各自回营，只等郑智下达的准确命令文书。

    郑智之所以如此火急火燎，便是已经收到了燕青送来的东京禁军北上的消息。这个消息郑智也是有心理准备的，所以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

    燕云其他州府的接管问题，郑智安排了下去。行政上的事情，郑智也做了一个基本的权宜安排。

    燕云毕竟太小，河北两路，郑智必然要牢牢控制在手中。如此也就唯有一战，打仗并不是问题。

    但是打仗之外的问题还有许多，郑智必须要最快的速度亲自赶到河北，只有郑智带着大军在河北，才能确保河北的安定，也还要用强硬的手段来弹压河北许多势力，不论是官府衙门，还是民间势力，只有郑智亲自在河北，才能确保许多事情的顺利。

    一个社会的变化，一个权力的交接。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并不是大旗一举就万事大吉。

    郑智这一趟回河北，打仗甚至可以算作是其次。主要的问题便是要解决河北的统治权力问题。各个州府都是大宋的官员，各地都是大宋的兵马，所有人都是大宋的子民。

    郑智要想牢牢控制住这么一大块地盘，要面对的压力来自方方面面，有官吏系统，有文人士子的反弹，有家族势力的反弹。

    大宋朝，是华夏第一个把基层的治理权交给底层士族集团的朝代。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两晋，再到隋唐。每一个朝代都是真正的中央集权，皇权是直接可以管辖到每一个黎民百姓的。

    也就是说中央一个命令，不论是缴税，还是征兵，都是由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比如唐之府兵，动员系统只需要皇帝一个圣旨，兵员从十里八乡便可源源不断的集结，征税亦然，也是衙门直接进行。

    但是宋朝开始，这个事情就有了变化，有一个词汇叫作“皇权不下乡”，便是地方衙门并不能真正管理到村镇族乡，衙门行使权力，都要经过当地的家族进行。比如一个村落，要征税，其实并不是衙门直接到百姓家中收取，而是通过当地的家族势力间接进行。

    又比如宋朝的军制，财政养的禁厢军之外，朝廷并不能直接动员底层百姓。也没有直接动员的制度渠道，甚至都没有直接动员的能力。一切的社会基层事务，皆要通过家族势力进行。

    其实这是一种权利交换。从那一句“与士大夫共天下”开始，大宋赵家就把基层治理权交给了大小士族，换得大小士族对于赵家的支持。

    宋朝这个制度也严重影响了明清，导致明清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权利交换，对于国家而言，带来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明朝，士族富裕而国家衰弱的原因也主要在于此，士族权利致使土地兼并之下，整个国家连税收都收不到。

    这个问题是宋朝以前的朝代不曾有的，也是国家主要的动员能力所在。也是汉唐对外战争强横的原因所在，汉唐朝廷能直接动员所有的民力物力。宋明却缺乏这种能力，甚至到了后期，国家直接就丧失了这种能力。

    这是社会制度与模式最基本的比较。

    但是这个问题如今也给郑智带来的困扰，那就是河北两路之下，其实民间的基础统治阶层，对于赵家是有骨子里的效忠的。因为赵家开创的模式给了他们好处，那么权利交换之下，显然没有人愿意打破这种美好的局面。

    这也是为何宋、明、清三朝没有造反成功的原因，即便是李自成，若是辽东没有满人这个强力的外敌，也不可能让他攻入北京城。因为朝廷的统治基础不被打破，那么来自内部的反抗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便清朝的终结，也是因为外部的影响，被列强无数次打败，才有民间进步人士的崛起。

    那么郑智要来打破这种局面，便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手段必然是翻天覆地的。这个手段，归根结底便是土地改革。把好处直接给到所有的百姓手中，打破士族对于基层权利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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