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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周邦彦是好为人师还是习惯使然，只要开口之后，便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开始的时候众人都是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周度文第一个有些不耐烦了，心想自己带郑智来拜见父亲，父亲竟然直接开始教郑智如何作词。周度文自己思虑，郑智本来就擅长此道，此时必然会觉得无趣，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打断，所以郑智一定正在煎熬之中。

    周度文这回倒是有点以己度人了，郑智自然没有觉得煎熬，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耐心正常，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一定会变得好学起来，因为在工作中会发现自己的不足。特别是周邦彦将的词作之道，文抄公郑智更是觉得受益匪浅。

    “父亲，我与郑兄先到前院处去，还有一点小事，失礼了。”周度文拖得一会儿之后还是开了口。

    周邦彦主要还是要教导赵缨络，此时听得周度文话语，只道：“你们年轻人有事便去先忙。午间一起就餐。”

    周度文闻言作揖，眼神示意一下郑智，郑智起来也作揖一番，两人前后便出了内院。

    到得外院自然也没有什么事情，周度文带着郑智去拜会了一下周度文的母亲，又把这座大豪宅里外逛了一圈。

    宋朝园林之风，古今之最也。不论是清廉还是贪腐，这些大人物们对于家中的园林从来都是极为讲究的。

    从皇帝到民间，皆是如此。即便是司马光，在最失意的时候，在洛阳隐居之时，居住的园林也是极为的奢华，名为“独乐园”，竹林花草，读书楼台，钓鱼池塘，小溪药圃应有尽有。

    司马光便是在这里完成了《资治通鉴》的许多工作。但是这个占地二十亩的独乐园，记载之中却还是用“卑小”这个形容词，可见宋之园林如何盛大。即便是司马光这种传说连茶具奢靡都要感叹的简朴之人，失势之后居住的却还是不同凡响，后世都少见之。

    所以皇帝赵佶奢靡无度的艮岳，也是有其历史与时代的背景原因的。赵佶奢靡成风，不顾成本，靡费巨大，既有赵佶不知民间疾苦的主观问题，也有这个时代风气的影响。

    到得中午，周府也有宴席，周邦彦家中的宴席倒是显得寒酸了些，并非大鱼大肉去吃，味道也清淡许多。正统文人，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善于治学者，总还是有坚定信仰，对于孔孟圣人教诲，还有一份以身作则。

    翩翩君子这种词汇，虽然许多时候带有一些虚伪，却是也真有这种人，还不在少数。特别是周邦彦这种以才名传天下，少了官场黑暗侵蚀之人，反而更显读书人的风范。也可以说这种读书人更显得纯粹一些，如仕途多舛苏轼，也带有这份纯粹。文如其人。

    但是也并非就说官场一定会把人变得如何黑暗，范文正公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之辈，不仅为官，能治学。身居高位，民间多歌颂其贤明，这便是区别。古代文人贤良与否，还真是取决于自身对于儒家的信仰程度。

    儒家一道，后世之人多诟病之。却是不知，儒家一道，主要教导为人之道，乃至人与自然天地的关系。儒家从百家争鸣中崛起，从董仲舒独尊，到程朱理学的发展，甚至到王阳明时期的发展。其主要的贡献都在于哲学思考，中华上下几千年的哲学基础，也影响了后世社会的形成。

    当然儒家对于许多事情也带来了负面的后果，必然女子裹脚，过于苛刻的男女大防。但是这些东西并非儒家本身的意涵，而是男权社会下的畸形产物，说白了就是男人对于女人的控制欲以及私有欲，这是世界男人共通的特点，只在程度问题。也是动物的本能导致的。

    对于儒家的批评未尝不可，但是批评只能在于学术与哲学层面的辩论，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某些方面的碰撞。

    而不是全盘否定儒家，儒家也是全盘否定不了的，这些思想与哲学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你可以说“君为臣纲”会带来愚忠的问题，会带来岳飞一般的惨剧，但是这也是有时代背景的，那个时代，君与国是绑在一起的，对于君之效忠，就是对于国家效忠。这个问题不在于君为臣纲的对错，而在于不能让君主来代表国家。

    这也就是社会的进步，没有了君主，把君主与国家剥离开来，君为臣纲就不会变成问题，而是会变成“国为臣纲”，这一点的批评许多时候就变得太过表面，也太过肤浅。

    父为子纲，这个道理到后世，已然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出发点就在于“孝”，世界所有文明之中，没有一个国家与文化像中国人这般强调与在意孝道。也是被所有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若拿来批评，十足可笑。

    以上只是稍微举例，只为了证明一味的否定与批评，本身就是悖论。身为一个中国人，对于儒家全面的诋毁，其实就是对于自己全面的否定，一个人怎么可能全面否定自己。你认为对的一言一行，你认为不能触犯的道德底线。全部来自儒家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就在每个人心中，就在每个人的价值观中，如何否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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