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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这位老尚书张口骂大顺监国残暴，陆四抢先开口喝问于他：“你做明朝官时，百姓皆说你是好官，既是好官便当为百姓谋利造福，何以躲在那洞中不为百姓出力？”

    不待巩焴反驳，又道：“你不做我大顺的官，于我大顺又有什么损失？尚书高位，你不做有的是人做！但你可知你不做我大顺的官，却是害了这天下的百姓！因为这天下少了一个好官！”

    言罢，又上前握住巩焴双手道：“可能先生心中有气节，要为那朱明守忠贞，可如今天下大势已明，我大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致力于天下一统，结束二十年来灾乱，还百姓太平，给百姓活路，先生这气节于这天下苍生又哪个重？”

    几番话一说，巩焴张了张口却是默认了。

    倒不是大顺陆监国的话对他有多大打动，实因他要不答应的话，族人要死，家乡人也要死。

    相比巩焴这个被强弄来的礼政府尚书，宋企郊这个吏政府尚书、陆之祺这个兵政府尚书却是识趣的多，早在听闻大顺光复北京便已有了出仕之心。

    所以在大顺监国又一次亲自派人寻访他二人后，于民间消失一年多的两位尚书终于现了踪迹。

    宋、陆二人包括巩焴能被李自成欣赏任用，自是都有本事，非一个清官可以形容。

    西北局势，三位就了如指掌，而这些恰恰是泥腿子造反的顺淮军将领们所不知道的。

    好比为何皇帝都需翰林学士，因为好多事情和典故等，都在这些饱读经典的学士肚中。

    因此行营会议之初，便由兵政府尚书陆之祺于与会众人简单说了当下西北土司问题。

    陆之祺首先说土司问题实际是蒙元时期留下的一个弊政，而土司势力又分西北土司和西南土司。

    西南土司有名的就是万历年间造反的杨应龙，天启年间造反的奢崇明、安邦彦之流的。西北地区土司相对没什么有名的，但相较西南土司却又复杂的多。

    “西北地区土司多半是武土司，便是从前隶属兵部管辖，但却掺杂于流官卫所之间的力量，比如嘉峪关以西沙州、赤斤、曲先等地的关西七卫...”

    据陆之祺介绍，西南地区的土司文武结合，有武进士，也有文土司，不仅有土官世系知州，知县，也有宣慰司，招讨司，长官司等震慑蛮夷的武土司机构。

    而西南地区因为特殊人文地理原因，形成“大姓相擅，世积威约”的统治基础，故而土司大多独立自主且统治权强大，便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统治，采纳用世袭土官为主管理当地民政，流官为辅起监督管理的方法，即“文武相济”，结果便导致西南土司一个个都成了当地的“土霸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一旦有事便能形成大内，如平播之役、奢安之役。

    西北地区因为没有西南那样复杂的民族成分和地理环境，所以一开始便是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故而造成的危害不如西南，前明两百余年来，西北土司叛乱较少，且都形不成气候。

    陆之祺进一步为众人说了西北土司大致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大多源于蒙元时期驻守西北地区的官员，这些人有的是献城归附，有的是率部投降，鉴于这些人在当地的威信，明太祖便赐为土官，允他们子孙世袭。”

    “第二种是本人并非在西北任职，但在明初时因为各种原因来到西北被封为土官的人，如西宁卫土官陈子明，其原是蒙元的淮南右丞，投降明朝后随长兴侯耿炳文攻克大宁，后留守西宁遂子孙世袭为土官。”

    “第三种就是原西北各个部落首领，多是蒙古人，明朝为安抚他们便将他们封为世袭土官。”

    说到这，陆之祺顿了顿，“这些人也多是各个部落的豪酋，相当于过去的豪强，有事能一呼百应。”

    陆四点了点头，自古以来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豪强都能形成一定势力。而所谓豪强，也大多源于兄弟子侄多，打起架来帮手多。

    吏政府尚书宋企郊道：“各位需要注意，西北土司所辖部落多是蒙古人，这些人没有固定辖地，因此需要明朝为他们划分土地，这就导致土司的地盘往往夹杂在府州县同卫所之间，如此一来是可以有效监督扼制他们，另外就是可以随时抽调这些土司出外作战。”

    高一功眼前一亮：“也就是说若我大顺要消灭这些土司，只需在重要关镇驻军，便能使他们不能呼应，从而可以各个歼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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