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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之下，中国人却一直都在含辛茹苦地为长远的未来进行积累。50年前，他们在人均收入还不到100美元的时候，就节衣缩食，通过“156项重点工程”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20年前，他们在人均收入不到300美元的时候，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目标是在化工、冶金、电力、交通等领域形成独立自主并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制造能力。

    对于这样一个对手，欧佩克实在是有些过于低估了。

    “加勒德先生，澳大利亚政府是否有意引进中国的这项技术呢？”格雷姆问道。

    加勒德微微一笑，说：“是的，鉴于国际油价不断上升，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石油进口国，不得不考虑替代石油的方案。中国方面承诺可以为我们提供交钥匙工程，项目造价也在我们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国政府对于这项技术引进是持积极态度的。当然，如果国际原油市场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也可能会考虑其他的方案……”

    说到这里，他向两位欧佩克官员递去一个讳莫如深的眼神，能不能听懂这句暗示，就看对方的悟性了。

    布拉德曼和格雷姆就是干这行的，岂有听不懂对方暗示的道理。布拉德曼迟疑着问道：“加勒德先生，你认为在油价达到什么水平的时候，贵国政府会放弃这个项目？”

    加勒德说：“煤制油技术对于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政府不可能放弃这个项目。但是，如果国际油价达到每桶40美元以上，我国政府可能会更急于推进这个项目。”

    这就是说话的艺术了，他没有承诺完全放弃煤制油项目，但后一句话则在暗示如果国际油价低于40美元，则煤制油项目的建设可能就会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政府决策是多种利益平衡的结果，在油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企业和居民都会有更大的动力要求政府上马煤制油项目，政府为了取悦于民，自然就要做出表示。但如果油价在大家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而煤制油的成本又高于石油炼化，那么各方的动力就会消失，政府也就懒得再生事端了。

    “可是，据我们的测算，即便是国际油价达到60美元，采用中国工艺的煤制油依然是不经济的。加勒德先生提出的40美元，是不是有些太过于低估了？”格雷姆问。

    加勒德耸耸肩膀，说：“格雷姆先生，你应当再考虑一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能源安全的担忧。在煤制油和石油炼化的成本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是宁可多花一些成本，也要推进煤制油项目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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