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起的时候。从30年代开始流行的凯恩斯经济学在二战之前帮助了西方国家走出29-33大危机的阴霾，在战后也一度成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执政理论指导，造就了5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辉煌。进入70年代之后，凯恩斯经济学所主张的大量政府干预逐渐造成了一些恶果，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滞胀，迫使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对于正常经济秩序的破坏，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简单地说就是认为政府不应当干预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落实到具体政策上，则包括了私有化、鼓励自由贸易、取消赤字财政等等。在这方面，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算是一面旗帜，她大刀阔斧地削减社会福利，把大批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要求。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在初期也的确带来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冯啸辰知道，几年后这种改革的负面效果就会体现出来。那些被私有化的国企并没有如经济学家预言的那样焕发出新的生机，反而因为失去了国家的保护而日益衰落，最终使整个国家都失去了竞争力。

    信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并不仅限于一个英国。南美在那个时期也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成功范例，在一大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鼓（Hu）励（You）下，南美国家纷纷放开管制，允许国外资本收购国内产业，放任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在一开始，由于大量游资的进入，南美呈现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但随之而来的一场金融风暴，一下子就把南美打回了原型。到冯啸辰穿越的那个年代，“拉美化”已经成为一句骂人话，说哪个国家“拉美化”，基本上就是说人家经济要崩溃了。

    再至于说几年后俄罗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一步步走向作死深渊的经历，就更不必说了。后世的经济学家在说起盖达尔等新自由主义信徒的时候，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我们不认识他！

    不过，所有这些事情，都需要等上若干年才会发生。在时下，新自由主义依然是全球经济学家深信不疑的宇宙级真理。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出于政治上的顾虑，不便公然支持这种理论，但在私底下，还是颇为认同的。祁瑞仓是个性格直率的人，说话无遮无拦，当着一干同学的面，自然把这种想法说了出来。听到冯啸辰质疑新自由主义理论，他心里很是不屑，便放出了要与冯啸辰打赌的狂言。

    “打赌，怎么赌呢？”

    听到祁瑞仓的话，冯啸辰饶有兴趣地问道。

    “怎么赌都可以啊，比如说，一顿饭。”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摇摇头道：“我不是问赌注，我是问你想赌什么事情？”

    “就是赌你刚才说的，你不是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会有好结果吗，我就跟你赌这个。”祁瑞仓说道。

    冯啸辰道：“结果好不好，怎么评价呢？在可预见的未来，英国经济肯定不会崩溃，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30年之内，要看到英国经济垮台，恐怕是不太容易。我说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不行，是指这种改革不能给英国带来增长的机会，英国在未来将会陷入停滞，丧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陷入停滞？”祁瑞仓冷笑道，“小冯，你不会还相信帝国主义是垂死的那一套说法吧？咱们说了多少年，结果人家就是垂而不死，倒是咱们自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你说英国未来会陷入停滞，我可以跟你赌一下，未来20年，英国和咱们中国之间的差距，只要越拉越大，你信不信？”

    20年吗？冯啸辰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时下是1984年，20年后就是2004年，届时中国的GDP已经把英国甩在后面了，如果要说差距越拉越大，那也是中国在拉开与英国的差距，而不是相反。

    “这个赌，我应了。”冯啸辰笑呵呵地说道，用金手指去欺负人，实在有些胜之不武的意思。不过嘛，一个20年的赌约，也就是说说而已，难道20年后冯啸辰真的会拿着这个赌约去让祁瑞仓请他吃饭吗？

    在座的众人显然也想到了20年这样一个时间跨度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把祁瑞仓与冯啸辰的赌约当成了一个冷笑话。

    祁瑞仓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追捧，大家的态度各有不同。谢克力打心眼里是崇拜西方理论的，但他不会说出来，因为他觉得这种话与政策不符，公开说出来没准会影响到未来的前途。丁士宽的心理有些矛盾，他是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长起来的，要让他突然转去接受西方经济理论，他有些不能适应。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西方经济理论确有一些道理，自己反驳不了，也不愿意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志而昧着良心去批判这样的理论。

    王振斌和于蕊一个是60年代的大学生，一个则是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经济理论方面的功底都不怎么样，对于新自由主义观点的认识更多地是知道它比较时髦，而且好像还显得很高大上，但具体是对是错，他们就说不上来了。作为在机关里工作多年的干部，他们本能地会告诫自己要远离西方学说，以免犯****。假如此时有什么上级领导说这个理论是好的，他们自然也会马上转变过来，然后与祁瑞仓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不管大家对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什么看法，他们至少有一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祁瑞仓的学识无论如何都比冯啸辰更为渊博。冯啸辰自己说过了，他只有初中学历，估计连凯恩斯、萨缪尔森这些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他与祁瑞仓打赌，恐怕也就是民科在挑战院士，或者说是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吧。

    “好吧，老祁和小冯这个赌，咱们都是见证人。20年以后，不管谁赢谁输，咱们都能有一顿酒喝。说了半天理论，也够乏味的，我说个现实点的问题吧，老王、二姐，你们俩都是大单位里的处长，能不能给我们几个年轻人找点赚钱的机会啊，光靠研究生工资，我们想出来喝顿酒都困难着呢。”

    丁士宽哈哈笑着扯开了话头。他说的二姐，自然就是指于蕊了，按照岁数来算，于蕊正好是班上的老二，大家叫她二姐是很合适的。

    “是啊是啊，虽然说研究生的工资待遇比照机关单位发放，可这一个月40多块钱，真是不够花啊，现在的物价涨得多快啊。老王，二姐，你们都在部委里，给大家找点赚外快的机会，应当不难吧？”谢克力也附和道。

    在原来的单位里，他已经谈了一个对象，估计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该结婚了。时下年轻人结婚的标准越来越高，做家具、买电器，起码需要五六千块钱，办一个婚礼也是奔着一千块钱以上的花费去算的。研究生的身份说起来很风光，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没有钱说什么都白搭。

    王振斌沉吟着说道：“赚钱的机会嘛，在部委里倒是能够找到一些。有时候我们需要翻译一些国外的资料，还有时候需要请人帮着写点资料啥的，也是能够付劳务费的。一次性的费用也不会太多，十几二十块钱，也就是聊胜于无罢了。过去我当处长的时候，自己处里的事情，我就能够说了算，那个时候要给大家安排点机会很容易。

    现在我脱产出来读书，工作已经交给其他同志了，要找这样的机会，还得去问一问才行。不过，小丁、小谢，你们既然提出来了，我肯定会记在心上。事先可得说明，机会不一定会太好，这一点你们要有些心理准备的。”

    于蕊也说道：“我们体改委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工作比较敏感，不太方便请外面的人来帮忙。不过，我在体改委的时候也和其他一些单位有工作联系，到时候我留心一下，有能够让班上同学帮忙的事情，我会想办法揽过来。想靠这些事情赚大钱不容易，吃吃饭、喝喝酒的钱，应当还是能够赚到的。”

    “那可太感谢老王和二姐了。”丁士宽欢喜地说道。他倒还没有结婚的压力，但他家是农村的，家里的父母和兄弟都需要他补贴，能够赚点外快是最好的。他端起酒杯来，正准备敬一下王振斌和于蕊，眼角的余光扫到了冯啸辰，忽然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破绽。冯啸辰也是从部委过来的，而且也有一个副处长的头衔，自己光顾着请王振斌和于蕊帮忙，却忽略了冯啸辰，未免有些不妥，于是赶紧改口道：

    “呃，对了，还有小冯，你也是在部委工作的，想必也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吧？来了，我们三个外来的敬你们三位部委领导，以后还得麻烦你们多给我们找点活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