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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垄断京城餐饮业的长达三百余年的传统鲁菜饭庄走上了下坡路。

    这也就给了私营餐馆和异地美食的后来者居上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有呢，偏消极的娱乐形势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

    除了各个公园里的游乐场附近出现了用“水管兄弟”、“大蜜蜂”、“打老鹰”、“青蛙过河”，这些虚拟游戏勾搭孩子，以两毛一个币的“小刀儿”割家长肉的电子游艺厅。

    只需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一个场地就能开张，以开枪似炒豆儿，练剑如神仙的港台片来吸引青少年的录像厅，也于突然之间遍布街头。

    甚至不乏有人为了牟利，改变原有的一部片子，偷偷改放精彩刺激的“*****”。

    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否定人们习以为常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小报和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书报摊儿上。

    比如《野人的x生活》、《特大抢劫案》、《震惊世界的奇闻》等等。

    当然，不同于这一年同样因敏感内容而热卖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样的书刊丝毫也不具有半点文学意义。

    纯粹是以杜撰的抢劫、凶杀、婚变等内容来挑动人们的猎奇心理。

    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还用车条磨的钎子，把“羊肉串”这种美食也一起引入了这个城市。

    这毫无疑问，确实是他们丰富首都市场，所带来的好处。

    可反过来讲，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甚至文化信仰不同。

    他们不但在经营上存在很大程度的违规情况，在用电和用火方面安全意识不够。

    身在异地聚居在一起产生的抱团心理，也与本地居民也在生活上生出些许多龃龉和摩擦。

    再加上进京人员素质优劣不等，群体流动性强，这就更增加了治安上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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