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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上海第一天，周赫煊在徐志摩家度过，下午还参加了新月社的聚会。

    第二天，周赫煊又去了趟《大公报》上海分社，说是视察，其实也就随便溜达溜达。

    跟《新闻报》、《申报》比起来，《大公报》太寒酸了：别人自建永久性的报社大楼，《大公报》还在租房子办公；别人使用新式轮转机印报，《大公报》还在用效率低下的老印刷机。

    没办法，只能慢慢发展，等有钱了才能玩大手笔。

    不过采购先进设备是必须，周赫煊在跟张季鸾讨论之后，决定掏钱给《大公报》总部和上海分社各购置一台轮转机。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印出来的报纸也更美观，版面的杂点墨迹会少很多。

    第三天，蒋百里和张君劢同时来拜访，这让周赫煊感到极为惊讶——都是牛逼人物啊！

    “几位请用咖啡！”陆小曼端着咖啡出来亲自招待，然后退到旁边跟张乐怡坐在一起。

    会客厅里有五个男人，分别是周赫煊、蒋百里、张君劢、徐志摩和张嘉铸。

    大家先是聊了阵诗歌创作，纷纷调侃徐志摩谪落凡间，徐志摩笑嘻嘻地任由众人调侃。

    一向伤春悲秋、追求浪漫的徐志摩，在两个月前突然发表新诗《生活》。其内容阴沉、黑暗、压迫且抑郁，一改他以往的风格，简直就不像是徐志摩写的诗。

    这位富贵公子哥，似乎终于体会到生活的无奈和艰辛了。

    诗歌聊着聊着，张君劢突然把话题转到政治上，他说：“明诚在《枪炮、细菌与钢铁》中关于中国政体的论述，真是甚合我意。”

    “胡言乱语而已，在当今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周赫煊苦笑道。

    蒋百里突然插话道：“我也赞同社会主义，但实行起来太过艰难。社会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而理想一旦遇到现实，必然要遇到许多矛盾。要解决矛盾，肯定是有方法的，但必须坚守原则。就拿三民主义来说，也是一种理想，也有矛盾，但如今的国党为了解决矛盾而舍弃理想，此为不智也！”

    好吧，都是同道中人。

    不管是蒋百里，还是此时的张君劢，他们都是社会主义者。

    这得归功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在1918年到1919年的时候，他曾组织过一次欧洲考察团，而当时张君劢和蒋百里都是考察团成员。

    他们亲眼目睹了欧洲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穷困潦倒，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跟中国的贫民并无二致。

    他们还看到欧洲社会的矛盾：贫富差距极大，工人们隔三差五闹罢工。

    从欧洲回国以后，张君劢和蒋百里就变成了社会主义信奉者，认为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那套迟早完蛋。

    多不同的是，张君劢明确反对共产主义，而蒋百里则对共产主义持善意态度。

    蒋百里甚至还帮助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支持他们翻译了许多俄文名著，并由“共学社”出版。听这出版社的名字，就知道他们在宣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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